作者：汪明生、許綿延

摘  要

 

筆者曾於2005年撰文指出「兩岸大局的關鍵癥結是在南台灣」。此係基於：
一、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無論就法理亦或現實，美日等國已不可能直接涉入兩岸事務。

二、無論從台灣（獨）或是從大陸（統）的角度，以台北作為主權與政權的象徵與堅持的定位與意義俱皆難以更易突破。

三、隨著大陸原本的對台政策與本身的經濟社會發展，加以二十年來缺乏戰略目標與績效指標之下，北京涉台部門除已開始以更為和緩自抑的方式對台外，並更似已習於將原本的運作暫態當成了常態乃至恆態。

2008年台灣重新經過政黨的再度輪替執政，兩岸ECFA、直航三通、旅遊開放、交流互訪，由2010年的地方選舉過程與結果、2012年的全台選舉結果，以及藍軍迄今的執政表現，再從許多方面的調研都顯示出，不僅2016年政黨可能又一次的輪替，2014年的六都選舉，高雄地方議會亦可能由藍轉綠，南台灣將徹底綠化。

南台灣在檯面上看似未若北台灣充滿爭議對立，然以二十年來地方發展的經驗檢視，其民生發展靠台灣或台北的政策扶起導正已不可能，並已然確定成為制約兩岸大局的癥結關鍵。這是台灣民主發展實驗不成功下的「被忽略的社會與地區」，欲指望藍綠有所解決之道，看似困難卻也可能是爭取民心下的突破口，正跨越海峽考驗以北京為主決策高層的智慧。

 

關鍵字：南臺灣、兩岸地區合作、發展階段、社會體制。 

壹、前言

兩岸事務錯綜複雜，除了一直以來的雙方主權僵持，主要在於台灣選舉動員民粹，在愚民下摻雜藍綠情結與對大陸不了解所形成的自大與自卑，尤以中南部、中下層、與年輕人為甚。對高雄不同階層民眾價值觀調查結果，顯示無論中上或中下階層對地方發展與兩岸開放的政治面向，迄今仍有過半的南部官員不知大陸的改革開放，更發現三分之二的南部基層民眾與綠軍人士認為兩岸地方合作需以國與國對等為前提。現今大陸迅速與國際接軌並已然世代交替，更應以市場體制與理性來處理對台的工作；眼前台獨固不可能，和平統一仍需長期佈局；大陸經濟的發展現在已經不需要台灣，然台灣在自身困境與兩岸僵局下的狀態，任何作為都是無謂的辛苦，且又無知無感的作為了美國國際戰略的棋子，其宿命難免牽絆大局。基於大陸「向南移、向下沉」政策與台灣主權在民的選舉考量下，提出兩岸大局的癥結問題及關鍵突破口，其實可以考慮南台灣，並以城市與地區的民生發展作為檢視。文章結構區分為「問題部分」、「對策部分」、與「體制部分」。 

貳、問題部分

一、主權僵持國共恩怨：

 暫且不論國際政治的大國博弈、兩岸迄今的主權僵持與既往的國共恩怨競逐，20年來台灣先行先試的選舉政治，是導致當前自身發展與兩岸大局糾結難解的根本主因。

固然台灣藍綠統獨的紛擾爭議主要呈現於政經中心與首善地區的台北，然而有識之士應該洞見明察的是，癥結與關鍵其實係自1998起早於全台政黨輪替的南台灣。且必須重新正視「台灣關注的經濟」與「大陸關注的政治」外，被「兩岸忽視的社會」；亦即人口結構與階層意識所反映的是大量農工藍領基層與年輕人思想意識的艱困淪陷地區。

在台灣，此係因為南部長期以來的產業引入與人口結構失衡，而政府政策持續失靈、傳播媒體與人民團體組織倚賴政府監督缺位、一般民眾在閉關自守下對外脫節無知無感。在大陸方面係因對台交流長期以來就是以北部高層、企業財團與統派菁英為主，近二、三年來縱使努力「向南走、向下沉」各地走透透透，但在欠缺問題癥結的認識下亦多是蜻蜓點水，加以省市領導並無具體硬指標，明顯難以轉變台灣南部人民已然根深蒂固的地方意識。

兩岸之間原本應是內部事務，本即不需多談主權，政權之爭主要應該回歸民生發展的方向，然而近來兩岸雖簽訂ECFA卻仍困難重重，服貿協議更仍卡關難解。必須清楚認識的是，多年來指望藍綠的支持與訴求統獨的對台政策已然明顯不足，回應台北的主權論調其實無濟於事，糾纏於綠軍的台獨主張更是掉入陷阱。

兩岸交流與共同發展，應然的受益者與實然的受益者存在顯著落差，這是迄今兩岸大局糾結難解的重要原因。應然的受益者包括認同兩岸和平統一者與在台灣既有體制下被忽略無視的弱勢族群；實然的受益者卻是由藍轉綠的黨政高層與企業集團，此情況似已隨著兩岸交流的開放與擴大而由北而南。自1998年高雄首先於全台政黨輪替以來，歷經2002、2004、2006、2008、2010與2012等歷次重大選舉的挫敗，藍營的多數支持者相對於台灣其他地區的類似族群，不只政治期待一再落空，處於綠營已然深耕的地區，當然連資源支持與競爭機會亦較不利。在台灣號稱民主自由的政治體制下，當兩岸政治協商尚未開展完成前，原本應該受到尊重與保障的兩岸分合主張，經惡質選舉下烏賊鼬鼠般的操作抹黑，卻是如同禁忌戒律般的言論思想禁區。這是綠軍選舉策略布局的高明與前景不樂觀的藍軍消長的態勢，亦是迄今多數三中族群與創業青年對於兩岸事務無知無感的根本原因。

二、台灣同胞對於「中國人」或「台灣人」的迷失：
    1945年抗戰勝利，台灣重回祖國懷抱成為中國的一省，台灣人再度成為中國人，至今已有六十九年(1945-2014)。由於國民政府在1949年遷台，使台灣在歷史上首次出現中央政權，而統治台灣的政權也首度不是地方政權。這種既分裂又統一的歷史情結，遂產生台灣人與中國人的身份認同爭議，這個認同爭議的政治鬥爭在1996年李登輝執政時代，發表了台灣與大陸是一邊一國的國與國特殊關係，爆發了台海第三次危機。從此台灣人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逐漸降低，甚至所謂第二代的外省人也只能承認自己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而第三代的外省人更是接受自己就是台灣人，並且鄙視大陸的政治體制和人文落後的現象很是普遍。畢竟六十九年的時間並不足以讓台灣人確立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歷史事實，和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的政治論述。因為台灣人民要面對的事實卻是：

 1、台灣是保留中華傳統文化最完整的社會，連大陸同胞都說：「台灣很中國，中國很革命」。 台灣不像新加坡是一個以英語為主流語言的移民社會。也不像香港或澳門保有半殖民地的崇洋媚外的社會。

 2、中國大陸的國力隨著經濟崛起日益強大，而中國統一台灣的企圖是非常明確、反對台獨的態度也非常堅持，這是不容挑釁的。對於企圖玩弄「台灣牌」的美國也是非常的自制和顧忌，不願意踩到中國的底線。 

三、南台灣二十年來的社會變遷－區域發展不均：

1980年代之後，台灣新竹科學園區在經濟上成功的發展並與全球生產網絡接軌，加速形成臺灣區域的不均發展。臺灣產業空間主要在西部平原的北部、中部和南部區域，近20年來以北部區域為產業聚集的情形已然形成。北部區域隨著政府補貼政策大量投資，發展高科技產業，並強化金融中心與服務業的優勢，以吸引中產階級進駐。南台灣傳統農業與製造加工業，長期以來就是扮演著支援北台灣產業的角色，並被理所當然的用以支援高科技產業發展，更由於北台灣的產值高，為執政者青睞的政治資本，進而形成為區域不均發展及空間分工失衡，更造成了區域的分化。

五都改制之後產生的縣市合併磨合、直轄市與周邊縣市的跨域聯結、偏遠及弱勢農鄉地區的發展與資源分配，未來的直轄市市民與直轄市政府之間距離越來越遠，人民參與政府決策的機會也因此稀釋，形成「民主赤字」、基層失權、參與受限、治理功能不足等問題。南部區域由於文化同質性、執政陣營一致，基於政治與經濟發展利益與危機考量，於1999年由直轄市高雄為主，聯合高雄縣與屏東縣，共同發表「高高屏區域聯盟共同聲明」，定期舉辦「高高屏首長暨主管會報」，試圖解決個案問題促進合作，如高屏溪流域管理、大高雄水系活化等。然而，合作的背後因限於權力管轄( Jurisdiction )的尺度與缺乏制度化的力量，生活圈隔閡、共同利益創造不易、未制度化的權力始終受到侷限，成為象徵性建構的政治空間(Delaney & Leitner, 1997)，致使個別利益競爭缺乏有效協調機制而未能持續運作，僅維持「視需要」而定的鬆散合作關係。

現代人類發展的邏輯，主要是由政府借重菁英制訂政策推動管理、塑造投資環境、吸引企業創造就業，但對於隨之而來的社會人口則視為被動的變數，較少著墨。藍軍執政首長多採按部就班的發展策略，綠軍則以選舉掛帥，深耕社會人口中的基層、掌握弱勢與年輕族群、產業關注則以能提供政治獻金的企業為主。兩岸雖已簽訂ECFA，但ECFA對高雄發展其實是弊多於利的，我們在2009年就已經預測到隨之而來的服貿協議與服務業不發達的南部產業關聯不大。解讀台灣南北差異與高雄在台灣整體轉型發展中的脫節問題，必須從人口結構與階層意識的社會體制來著手，北藍南綠的政治系統意義與產業轉型的經濟系統意義應只是一個表象。

     二、三十年來兩岸交流與台灣發展長期積累的問題癥結，隨著台灣的服貿爭議與日前宋習會的雙方表述，似已水落石出。首先，是在台灣廿年來產業人口結構失衡、階層意識凌駕公共關注等，社會條件不足的選舉之下，不分藍綠與中央地方皆以短期政績與表面包裝掛帥，難免疏於基礎耕耘與弱勢照顧；除所得財富不均外，知識觀念的脫節其實更為嚴重，台灣南部人民保守與自信不足已成普遍現像，年輕人尤然。右傾開放力拚經濟，由學界菁英組成的執政當局，固然疏於實務經驗，做起事來瞻前顧後；然標榜公平正義，由基層支持的左派政黨，在南台灣長期深耕之下，也未能在經濟就業與導引選民建立正確的社會價值觀等治本工程上對症下藥。可謂自中間偏左的蔣經國時期以來，台灣已長期缺乏感性左派，貼近民瘼的領導人與施政風格。

    反觀大陸，在改革開放後，固然宣稱堅持社會主義路線，卻隨著以美為師、GDP掛帥與全盤市場化，很像以物質實利取向的資本主義。加以對台交流合作北京不便出面，省市地區又缺乏硬指標，對於台灣中南部與基層弱勢的直接關注往往蜻蜓點水，流於形式。在資源物質與國際局勢已今非昔比之下，對台卻反而進展不順的原因，應係大陸各地的經濟發展已成大事，且已全盤直接對接歐美，其實不需要再向台灣招商引資使然。是以五年來在大陸多方讓利，而台灣雖努力調整社會分配乃至政策溝通，仍頻補破網，流於形式。

一向主導發展方向與兩岸事務的台灣北部，不分藍綠的黨政、學界、企業、乃至社會菁英，在兩岸事務處理上往往堅持主權優先於民生發展。然而根據法理，兩岸皆視各自與彼此為不需考量主權的地區，應置重點於以往忽略的社會地區群體，即大家已充分認知的台灣中南部、中小企業、中低階層與創業青年等，讓他們實際受惠和平紅利。大陸可考慮支持以地區試點合作發展，並由民間社會機構配合政策彌補不足，建構出可為兩岸發展參照的治理模式。當前馬政府已開放兩岸區對區、點對點合作，民進黨亦宣示縣市兩岸交流除罪化，此已成為較具可行性的合作發展共同獲利運作方式。機會之窗稍縱即逝，宜認真把握。 

四、政黨輪替以來的產業結構轉型－未能掌握契機：

1998年以後高雄市由民進黨執政，不計經濟效益的致力於市容整建改善環境、推動城市美學、興建捷運，並於2009年7月舉辦「世界運動會」，將高雄呈現在世界的眼前；2013年9月舉辦「2013亞太城市高峰會（Asia Pacific Cities Summit，APCS）」，邀集近百城市與千位國際產官學界菁英齊聚，共同探討亞洲城市現況與未來發展；同時並推動促進產業升級與區域發展，由過去的加工業產業邁向以服務業為主的後工業化社會形態。

然而，由於背離市場規律與閉門造車，失業率始終居高不下，產業結構轉型困難，勞力密集產業外移，吸引以研發導向的高科技及軟體產業成效有限，無法引導轉向智慧型城市，經濟問題成了居民與執政者的嚴峻挑戰。再者，高雄過去的優勢在於居世界貨櫃吞吐量第三的港口，僅次於香港與新加坡；但自2000年起，高雄港全球排名一路下滑，於2010年跌出前十名之外，使高雄市的就業景氣呈現低迷。這個曾經擁有全世界第一個加工出口區的港灣城市，本應在全球化競爭架構下減少鎂光燈式的炒作政治（Dingpolitik）而建立港市合作；但是高雄市政的規劃完全是以意識型態為主的選舉操作，造成的對外閉鎖隔絕，使高雄流失了轉型發展的契機。

拯救南台灣產業與經濟應有的創新作為，應把握航港體制改革良機，本於建設「高雄國際自由都市」的理念，高雄港的規劃應與都市區域計畫合而為一並落實港口管理，其目標在於為使用者創造良好的投資與利用環境。

高雄市長陳菊曾於2009年與2013年兩次訪問大陸，前恭後倨的態度轉變，使得兩岸地區交往的政策依舊不明，方向調整更是未見。五都改制後高雄面積全台縣市第一、人口第三。產業發展則繼亞太營運中心下之「多功能經貿園區」及「高雄軟體科技園區」，而今中央的「自由經濟示範區」與地方的「亞洲新灣區」等政策擘劃亦給予高雄大力的支持，但其成敗關鍵仍然取決於市場能否大幅開放，與民進黨顧及選票操作保守反對勢力之間的角力。 

五、大陸的「向南移、向下沉」

台灣乃至兩岸的關鍵在於如何對應南台灣社會的「三中」問題。首先必須認識的是，大陸在市場導向主流思維之下的政策拿捏，導致不具優勢的南台灣很難掌握較佳機會，乃至與大陸省市合作競爭，加上綠營長期鼓動地方民眾的反中意識，更使得南台灣整體發展陷入政府失靈、產業蕭條、與人口停滯等結構困境。對照ECFA後的兩岸密切對接與以北台灣為主的全台榮景，更凸顯國民黨政府對南台灣的束手無策，在馬政府對於和平協議後來補充的十項原則中，有關中華民國的主權堅持與公民投票的社會基礎，應是關鍵部分。可能是因為進入選舉期間或因幕僚智庫的專業背景，對於政治考量的主權堅持多所著墨，而對多數一般民眾切身關心的兩岸合作發展後的個體民生面向說明較少。而在大陸方面，對台事務的決策權在北京，北京又不便直接與南台灣對接，而以地區城市對接的政府操作，在大陸又缺乏積極推動的硬性指標。北京過去長期以「臺北觀點」來處理「兩岸問題」，卻也長期忽視南台灣的「三中問題」，導致嚴重誤判南臺灣基層民眾對兩岸關係的認知與態度，ECFA並未能真正為南台灣民眾創造兩岸經濟合作的最大利益。因此，在市場與政府兩皆失靈的情況下，尋求既有體制的突破與創新似乎已是呼之欲出，大勢所趨了。

為化解此一困境，大陸當局可以扮演更主動積極的角色，以創新思維突破現行體制的框架，以南台灣三中民眾為核心，積極推動以城市（淡化主權意識）對接南台灣民間非政府組織（代表社會層面）的整體策略布局，真正落實ECFA惠台政策以扭轉「弊多於利」的困境，讓南台灣三中民眾確實能分享兩岸和平紅利。

在高度複雜不確定的全球性發展變遷下，淡化主權與行政疆界、需求有形無形體制建構、區分課題案例結構層次、釐清所涉個體角色功能與謀求促進群體共識達成的治理努力，無疑已成為兩岸政府公共管理與地區社會公共事務的趨勢。大陸從1990年代開始迄今，歷經了快速的工業化、市場化與城市化，而臺灣則於近廿年來形成了較為明顯的地區差異與社會變遷。由圖一左側視之，可概略解讀為自傳統社會地區的發展提升為現代社會地區，主要對應的有效思維與運作即係資本主義，而自現代社會地區發展提升為後現代社會地區，主要對應的有效思維與運作即係社會主義。

圖一：社會發展階段分析（資料來源：汪明生等，2013）

大體而言，大陸政治和社會體制改革相對於經濟改革的緩進，使得兩岸社會交流一直存在著結構性的課題。兩岸之間不僅存在政權對立矛盾，還存在市場經濟以外的社會與政治體制差異，尤其南台較為廣泛的認同差異。展望未來的5至15年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最終能否成功的關鍵時期。面臨的重大政策議題包括：深化改革、城鎮化、資源供給、核心技術、生態保護、利益失衡、通膨壓力等瓶頸，也要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逐步建立起城鄉一體的基本醫療保障、基本養老保障、基本住房保障、失業救濟制度、社會援助制度等，同時亦應加快法制建設步伐，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擴大公民政策參與等。這些由經濟產業、社會地區、以至政策體制的新階段改革議題如何配合推進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特別是如何促進兩岸體制與社會認同的地區交流乃至合作，都是無可迴避的重要研究課題。 

六、綠軍政治版圖穩定，藍軍難以突破。

1、綠軍支持度高

聯合報2013年12月27日公布訪談101位高雄人對2014年高雄市長民調支持度結果，若由現任市長陳菊迎戰前高雄縣長楊秋興，楊秋興支持度二成，陳菊目前支持度五成六略勝一籌。

2、中立及藍營選民。

   分析顯示，楊秋興在爭取泛藍選民的認同方面尚待努力，藍營支持者，有五成五支持楊秋興，三成四擁護陳菊；綠營支持者則有八成七力挺陳菊，僅百分之六轉向藍營；至於中立選民，五成青睞陳菊，一成四支持楊秋興。

   綜合顯示，即使是藍營支持者中，也有六成滿意陳菊的施政表現，僅二成六不滿意；中立選民希望陳菊連任和滿意陳菊施政者則超過六成。從地區來看，合併前的高雄市地區，陳菊以五成九的支持度領先楊秋興的一成六；合併前的高雄縣地區，曾任前高雄縣長的楊秋興支持度略升為二成四，但和陳菊的五成三支持度仍有一段差距。

3、施政獲好評。

陳菊聲勢較占上風，除了高市綠營基本盤大於藍營外，陳菊在高市執政七年，縱有財政赤字與建設需求不足的隱憂，然一些亮眼的施政成績也是主要助力。對於陳菊擔任高雄市長的施政表現，市民滿意度達七成二，僅一成三不滿意，一成五無意見。

   此外，有六成五市民希望陳菊能續任高雄市長，僅一成九不支持陳菊連任，一成六無意見。對於綠營在高雄市長期執政，僅三成市民樂見換黨做做看，五成二不希望高市變天，一成八無意見。

4、民粹猖獗不問是非。

   2014年7月31日23時至8月1日凌晨間的高雄氣爆事件，死亡32人、受傷308人。氣爆事件的處理本是一件公共事務政策與治理能力的問題，但是民進黨卻將責任推向中央，發動全黨的力量挾持著民粹的聲勢下，要求中央政府負責、撥款、認錯，簡直是玩弄民粹政治到了極致。如果氣爆發生在國民黨執政的城市，市長不是被迫下台就是被批的體無完膚，因為發生地點是高雄，結果就完全不一樣，很少人批評陳菊市長，她的民調仍高達65%。其實暴露了台灣政治結構的問題，顯示台灣的民主政治並不是責任政治，而是核心價值的不同與國家認同意識的分歧，這種現象在南台灣的高雄再一次的被證明。

七、突破口亦在南台灣（城市、地區）與社會（人口、意識）。

現階段欲檢視兩岸問題癥結，實需以傳統、現代及後現代等發展階段觀點，從群體（國家、政府）、個體（城市、社會）、與載體（條件、階段）間的系統關係與比例成份，方能釐清台灣北部與南部的關係恰如大陸北京與地方(如福建等)之認知歧異癥結。

以「平潭綜合實驗區」為例，可謂是兩岸體制差異與融合困難下的釜底抽薪之計。在大陸特區政策拍板定位、系列優惠政策連番出台、大舉招聘台灣人才開始，而台灣政府以外弛內張的保守態度回應來看，明顯說明台灣政府施政所需面對政治及社會氛圍條件的困難糾結，期以市場經濟與黨政對口方式處理，可能徒具形式而實質效果十分有限。

以城市地區作為突破口，可免於僵固於主權的堅持，而以社會民間體制對接運作亦非難事。「對台工作應做到島內民眾身上」的剴切宣示，始終務實直白地指引重大策略方向，於今對大陸而言，國際情勢不成問題、軟硬條件大體具備，台灣自身解決不了的問題應已成為兩岸必須共同正視的問題。 

表一 以地區城市與發展階段檢視解讀的台灣問題與兩岸格局

參、對策部分

北京或是出於方便處理或是基於公平考量，而採取對台灣南北部地區一視同仁的態度與作法。然而，真正公平有效與較為合理準確的因應方式，應該區分台灣南北因地制宜。合理準確的政策目標應為爭取民心，若以城市地區作為交流合作的主體，較為適合的布局可以市場開放與資本主義較為深厚的上海對接台北，而北京可以選擇合適的城市試點對接高雄。這是撥雲見日、解放思想的創新策略，也是從人民的角度，尤其是南台灣基層當如久旱逢甘霖般喜聞樂見的。

一、綠軍台獨、藍軍獨台、大陸偏安？

大陸從經濟發展的觀點與市場意識對台操作，而台灣卻以瞻前顧後、謹小慎微、選票考量下的兩岸操作態度，導致了當前兩岸大局情勢不樂觀，乃至原已複雜的問題更形惡化難解，眼見2008年以來的難得良機稍縱即逝。如果北京與台灣藍綠一般對於現況雖不滿意尚可接受，那麼現況當然會將繼續，此即或謂「綠軍台獨、藍軍獨台、大陸偏安？」。

任何社會現象都反映呈現其中個體的認知本質，對於已經發展密切互動的兩岸事務自然也不例外，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大陸觀點的兩岸事務也有著翻天覆地的變化，明顯就是以經濟與市場的觀點來看待台灣，但在不予細化分析之下即是看大不看小，看上不看下，所以很少往南走，更不會向下沉。這種兩岸交流與共同發展的市場失靈現象，反映出需要政府介入導正，然又因原本的對台政策設定與省市地方缺乏硬指標，雖然北京三年來的方向重點已做調整，但由台灣民情氛圍與選舉結果看來，迄今的成果依然不彰。參考西方論點與實際經驗，市場與政府之外的第三條路，即是社會民間的自我組織與自我管理。

然而一般涉台事務官員，尤其地方層級，多已世代交替，一方面不若既往具備傳統中國的道德使命感，一方面又尚未充分建構西方現代的理性績效思維，仍常以熟悉的資本主義官僚思想對台。

回顧台灣自1990年代迄今20餘年來的發展軌跡，即有所謂「非經濟因素」制約經濟發展。檢視當前兩岸當局認定卻推進困難的「先經後政」策略，其實皆忽略了正常合理市場經濟所需的社會條件，此即本文一再強調的南台灣、人口結構與階層意識。

 

二、指望藍綠、訴求統獨、爭取民心

對台工作的重要認識，應在策略層次區分為下、中、上三策。下策為指望藍綠、中策是訴求統獨、上策則為爭取民心。若在思想體系與理論支撐參照下，則資本主義大體對應傳統到現代，如大陸自1978年迄今的改革開放；而社會主義則對應現代至後現代，如大陸自2012年開始的十二五規劃。曾經的國共路線之爭、當前的全球戰略調整，其實大致即是如此；若取上策對台，亦應有此認識，如果維持現狀，情況自然繼續。

表二 對台工作的下策與上策

肆、體制部分

一、兩岸兩會
回顧20年前兩岸兩會的體制創新，於今更見其智慧高明，然欲當此大國崛起復興之路的歷史際遇下縮短進程，再度的體制創新已勢在必行。除原本市場與政府雙皆失靈的基本情況外，尚須認識的是，由於當前台灣方面的複雜情勢與條件不足，兩岸事務知固不易行更困難，是以體制創新策略初步的構想即可由南台灣作為兩岸城市地區交流合作的試點，由理念相近長期投入的民間學術團體對接；大陸方面可由選定之城市地區作為操作試點，北京則由跨部門任務編組方式結合理念相近，長期投入之選任人員主持運作。

 

二、地區合作試點
以兩岸大局考量與台灣自身發展，可由南台灣作為主要試點，由經濟發展、項目對接、社會參與、價值導引與人才培養多管齊下。認定其係台灣20年不成熟投票政治的後遺症，故應參照選舉操作努力逆向還原，逐步補強台灣發展經驗與教育傳承中不足的社會主義成份；再加以近現代中國發展歷程中的大陸經驗與中華文化發人深省的部分，可以民間學術團體建構連結所需體制通路，秉持觀點與關注，謀求無需政治的寬面兩岸合作，以多數民眾安居樂業的福祉，推動與落實兩岸長治久安的互利雙贏。

 

伍、結語：北京與高雄的雙城格局

以城市地區觀點而言，兩岸大局其實已是雙城格局，其關鍵癥結是在南台灣龍頭的高雄，而化解之鑰則在已居北拱的北京，台北既不是問題也難以成為解方。在兩岸特殊的政治格局與當前現實的交流合作下，建議兩岸逐步淡化主權邁向共同發展，嘗試由兩岸關係與經濟發展的結構與建設思維，逐漸朝向城市、地區、環境、科技、社會、文教與地方政府經營、管理等，圍繞民生發展的公共領域課題的跨域治理，以能夠兼顧地方公私領域管理與關注，如在簽訂ECFA後兩岸大局仍然改善有限，應向台灣三中社會階層的兩岸合作新模式發展，方能增進兩岸互信、化解僵局，並創造和諧新契機。在策略上，可考慮調整為上策的爭取民心，取代下策的指望藍綠，中策的訴求統獨作法；在執行上，可以採取由小而大、自淺而深、先易後難、先簡後繁、短中長期的步驟；在體制上，固然成事在天，然權責相符與績效考評，乃至慎選善任，總是謀事在人的應有態度。

 

 

參考資料：
中文部分

中華公共事務管理學會網站：www.pam.org.tw。

王文誠 (2008-9)。〈形構連結：北歐芬蘭與東亞臺灣之全球經濟網絡〉，《九十六年度國科會專題計畫》，計畫編號：NSC 96-2415-H-003-002-MY2。（執行期間2007/08/01~2009/07/31）。

王文誠  (2006)。全球化趨勢下的都會治理：高雄的挑戰。環境與世界，第十三期：頁35-56。

吳連賞 （2007）。人口流動變化型態對高雄市發展趨勢之研究。高雄市政府委託，高雄師範大學執行，共172頁。

李長晏、曾淑娟(2009)。北臺與高高屏區域聯盟治理營運之比較。臺灣民主季刊，第六卷，第二期：頁1-60。

李仁耀  (2010)。台灣與中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競爭之研究－CMS模型的應用。農業經濟叢刊，第十五卷，第二期：頁29-57。

柯世興 （2010）。南部各級政府事務官「兩岸觀」養成之研究。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黃文吉 （2012）。拯救南台灣產業與經濟政府應有的創新作為。海巡雙月刊，    第55卷，頁46-57。

楊有芬 （2012）。兩岸格局下高雄發展的泛綠觀點分析。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    務管理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溫瑾婷 （2009）。高雄市不同階層民眾在社會變遷下對經濟、社會、政治面向    的價值觀調查。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經濟部 （2011）。自由經濟示範區規劃構想簡報。www.moea.gov.tw/Mns/。

廖達琪、張其祿、李予綱（2010）。兩岸經濟協議簽定前後臺灣南部社會變遷與民眾意向之研究。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之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編號：RDEC-RES-099-020）。台北市，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趙永茂 （2011）。建構都會多元中心的治理：反思都市發展不對稱與民主赤字問題，政治科學論叢，第49期，頁1-32。

賴世剛 （2010）。城市規劃實施效果評價研究綜述。規劃師，第26卷第3期10-13。

陳建寧、馬群傑、汪明生，2008，「臺灣北高兩市民眾對公平與關懷道德認知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師大學「師大學報」人文與社會類，53卷第2期，頁43-68。

童清峰  2014年9月7日亞洲週刊專題報導「高雄氣暴悲劇暴露台灣民主危機」，頁32-33。

 

英文部分

Delaney, David & Leitner, Helga (1997). The Plitical Construction of Scale.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16. No. 2. pp. 93-97.

Latour, Bruno (2005). From Realpolitik to Dingpolitik or How to Make Things Public. Atmospheres of Democracy catalogue of the show at ZKM. MIT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