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中華大地上，作為文明古國與世界大國的中國，長期閉關自守、昧於世界變局、政府顢頇昏聵、百姓闇弱無知。當時孫中山等一批仁人志士，參採歐美現代經驗、回歸中華道統傳承、直面內外諸般艱難，以青年精志、報國之魂、血肉之軀，為中華民族的存亡絕續，為救民水火於萬劫不復，作出整個一代的犧牲奉獻、寫下足堪後式的偉大篇章。

百年後在寶島台灣，作為世界良港與工業重鎮的高雄，長期閉關自守、昧於兩岸變局、政府顢頇昏聵、百姓闇弱無知。因為連串錯過 90 年代的重大轉型升級契機，終致始自 1998年的高雄質變異化，現已延伸擴大至幾乎全台。2008 年是台灣最後一個自身糾誤的翻轉機會，自此急轉直下；然於2018年檢視，民怨四起民心思變，若能結合外緣活水或可導正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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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大陸：貫通中西、三足鼎立、可大可久

2018年是大陸改革開放的40年。探詢摸索與自主創新之下，已將原本理性自利的現代市場規律與西方實踐經驗以在地本土以人為本方式充分融合，其中當然係以感性共利、關注大局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作為指導予以堅持。而若得以中華傳統文化詮釋挹注，則傳承迄今作為主體、並可與西方新教倫理大體對接的儒家思想文化，已在十八大以來如同高效嚴明的法家變革般，嚴肅認真地加上了正當其時的以法治國。當然霹靂手段仍需本諸菩薩心腸，亦即若能參酌苦己淑世的墨家精神，乃至加點順勢隨緣的道家思想，方是眼前與爾後不斷因應內外變局、克服大小挑戰的理論建構與萬全準備。

貳、台灣：市場不開、M型極化、傳統式微；30年來的社會條件與發展階段

近來媒體常見所謂兩岸關係影響台灣發展的觀點，然而若由南台灣的體制外觀察，其實可謂乃係台灣自身的發展變遷影響了兩岸關係。

在孫文南院2017年5月於高雄師大舉辦的「一帶路下的高廈民間合作」論壇上，洪秀柱主席曾經致詞：「20年來兩岸事務的主要問題情勢其實並非僅只一般關注的經濟政治，而是更應涵括了社會，亦即人口結構與階層意識，或為所謂的三中一青(中南部、中小企業、中低階層、與青年世代)。三十年來的臺灣發展已概略形成自北而南，及體制內與體制外的現代vs傳統、後現代vs原始等四種社會結構；臺灣北部所觀察與關注的多是擡面上問題的表象，臺灣南部所感受與解讀的實是擡面下問題的真象。」

三十年來臺灣發展所形成之四種社會結構 資料來源：汪明生等，2016

參、對台：台灣問題應視為中國治理的組成部分與重點難題，由兩岸跨域聯手釐清理順

2016年起台灣綠軍全面執政，中美之間因政治新手上任增加變數。然可基本總結未來幾年的兩岸情勢或謂大陸的對台工作，已明顯呈現三條選擇。

一是現況繼續，90%以上的大陸同胞已無暇顧及已然滑坡難以再起的台灣，而台灣即使面上再亂再糟，沈默多數的台灣同胞卻其實或溫水青蛙或堅韌淡定，再撐個幾年乃至到下一任領導人也是不難的。如此就是個拖，甚至可能在處心積慮有備而來的新世代綠軍操作之下，明目張膽肆無忌憚地打壓乃至消滅島內統派，有識之士扼腕，親痛仇快、兩岸雙輸。

二是盱衡內外大局消長，著眼島內局勢逆轉，在不容樂觀不宜久拖之下的積極介入乃至武力統一。作為由島內南部長期致力兩岸交流的推動者，筆者必須於此聲明，只要妥為考量佈局善後（不要流血、平息民怨）與標本配套（爭取民心、長治久安），對此並不反對，何況這是大陸主導承擔，台灣基本被動也無緣置喙。

三是轉換思維解放思想，回歸事務理路的根本。根據兩岸法理與現實，兩岸皆係地區，主權乃係對外；大陸對台的兩岸事務基本上應是爭取民心的內政而非訴求主權的外交，何況統獨本係島內轉型變遷不順，南部綠軍投票政治惡質選舉、與北部菁英資本主義自我加持下弄假成真的偽議題。民生的安居樂業與發展的穩定持續，才是國家民族、政府政黨、體制領導、與城市地區優劣良窳的最終判準。

於此進一步析論。30年前在外部全球化與自身民主化下，台灣曾於1990年代提出均衡南北發展的國建六年計劃，而南台灣高雄亦欲把握轉型契機提出位於外海的深水港計劃，然皆阻絕於台北中央已經主政的李登輝；至於頗具規模的拜耳投資案則因地方選舉首長瞻顧而胎死腹中。自此高雄已註定消頹滑落、與外隔絕的命運，並逐漸成為綠軍佈局盤據、腐蝕深耕的根據地與大本營。

1998年高雄於全台最早政黨輪替以來，產業停滯出多於進、人口外移失血竭腦，地方政府則著力選舉無視發展，南北意識差距更加擴大，於今可謂處於現代vs傳統、乃至後現代vs原始的截然不同發展階段。此則是以筆者較早即已提出：'兩岸大局的關鍵癥結是在南台灣；翻轉高雄、祖國統一'。以高雄作為突破口的兩岸城市試點合作即是選項，然而需由適合的民間產學在地團體通力配合。高雄雖是臺灣最早政黨輪替、為民進黨長年執政深耕的重災區，然而表面的硬柿子其實是香甜有水的，多數的高雄市民熱情善良，只是與外界脫節太久，尤其是普遍對大陸不了解、甚至充滿疑慮。

於今處理對台事務應該認清，真正困境並非表象的經濟產業與政治藍綠，而係在於30年來在社會條件與發展階段上所形成深層結構的三中一青。並且縱使較具挑戰，亦應視為十二五規劃以來，中國向上提升本身治理（對等尊重、平等協商）的內部嚴肅考驗。例如新竹以北當然可以現代社會的市場經濟對接，然而濁水溪以南的傳統社會則需政策加持引領導正，而在操作執行上則不宜操之過急，並需尋求島內合作以接地氣。

30年之疾不是不能求三年之艾，以高雄作為突破口的兩岸城市試點合作即是選項。可參考1997年香港回歸時較為立竿見影的CEPA經驗，然而需由適合的民間產學在地團體通力配合，讓南台灣同胞看到感到來自祖國中央的重視關注，人心調動事就好談，也符合老美與藍綠異口同聲的尊重民意。高雄雖是台灣最早政黨輪替、已經綠軍近20年執政深耕的重災區，然而表面的硬柿子其實是香甜有水的，多數的高雄市民熱情善良，只是與外界脫節太久，尤其是普遍對大陸不了解、甚至充滿疑慮。是以真正需要的是耐著性子，多以感性關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誠信相待、並以自己人一家親的傳統文化動之以情，而不必蜻蜓點水急功近利地倚仗短平快的理性自利市場思維，甚至可以拿出複習重溫後的大陸起家時與人民站在一起的雙擁意識與服務精神。

肆、執政與治理

全球公認中國政府是唯一能辦大事的政府，此即執政能力；如同「厲害了我的國」所示。然而對台多是小事，民眾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乃係治理能力；如同兩岸一家親與心靈契合的題目方向。現今可謂大陸自信大氣，然而台灣卻是退縮糾結。倘若將心比心、換位思考，多數台灣同胞在經濟社會乃至政治上期盼渴望的，大致即如：經濟方面寬裕，社會方面體面，政治方面自主。這與大陸一貫主張對台的一國兩制其實並無不同，只是在島內多年來劣質選舉情緒動員下已被模糊焦點乃至扭曲汙名化。如何經由小範圍試點，由兩岸聯手摸索實踐，似為當務之急的可行嘗試。

首屆兩岸南南合作論壇於2017年1月12日在廣西柳州召開，由大陸中國社科院台研所與全國台研會邀請台灣孫文南院共同舉辦。此次論壇的召開，旨在聯結促進台灣雲、嘉、南，與高、屏、澎等中南部發展中地區，與大陸同樣位處中部南部、且在發展中的如桂、湘、川，與鄂、皖、贛等省區的對接合作。此與島內氛圍需求與有心人士所見略同，2016年12月與2018年3月，高雄市議會曾兩度舉辦「兩岸城市試點合作」公聽會，出席的二十餘個中央與地方行政部門代表，於此皆一致表示並不反對，清楚說明南台灣行政及民意部門，與地方各界的民心意向。然而對於多年以來累積形成，混沌糾結的民間與基層兩岸意識，政府部門卻是被動消極無所作為。

發展中的省市地區，或因基礎建設尚未充分完備、或因產業鏈條尚未緊密形成、或因開放意識尚未普及深化、又或因法規制度尚未健全落實，固然基本仍係依照市場競爭規律，然而為求效率避免偏差亦須有效政策的扶持挹注。

先不論整體佈局與發達地區，兩岸其實在發展中地區的經驗作法已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正常合理的現代發展，是以政策方向指引、硬體設施奠基、產業就業開創、公共服務完善等作為必要條件，而這些也是整個大陸三十年來努力積極在做，已發展地區大體完成、發展中地區急起直追的主要內容。

然而在台灣中南部，尤以三十年前的第二大城高雄而言，最令人嘆息扼腕的，莫過於錯失了亞太中心的政策際遇與產業轉型的連串機會。除了產值就業等經濟面的停頓滯後外，真正影響深遠貽禍至今的，是由此帶來的青壯菁英外移、社會結構失衡、與綠軍政府不遺餘力選舉操作下對於兩岸等重大議題偏差誤導的民情意識。

回顧2008年，高雄人票投馬的比給對手的多了兩萬票，且地方氛圍普遍期待兩岸的大幅開放。然而馬政府第一任施政保守只談經貿，2010年地方選舉藍軍候選人仍然避談兩岸，在助力不足阻力重重之下，終於使得開放不及政績不佳正道縮手。2012年、2014年、2016年的選舉結果，與2018年最新民調所顯示的輿情走向當然也就並不樂觀了。

面對當前兩岸複雜特殊的內外情勢，以爭取促進南台灣小微企業與青年就業為主的兩岸交流固然是重點，然而過程操作與配套措施ㄧ樣重要。也就是經濟效率的市場理性應輔以感性人文的社會（基層弱勢）關注，此亦應係心靈契合的兩岸ㄧ家親的核心部分與具體實現。

原本合理順勢的作法，可在一地理人文相近南台灣的大陸地區，由兩岸合作先行先試共同管理，建構形塑實踐檢驗一國兩制真知真理的模式標準。原本此應即是福建平潭的定位任務，這也是筆者於2005年即已彙整材料、主動提交福建省的原始構想。然因2012年起的台灣政局大幅逆轉，與大陸物質主義伴隨著的諸侯經濟，雷大雨小的平潭特區終究落了個不上不下、說不清楚的局面。

上海台研所牆上掛著汪老的字：「兩岸一中 平等協商 共議統一」極有先見之明。以不必糾纏主權、圍繞民生發展的城市地區南南合作平等互惠，可以大幅簡化明確聚焦看似困境僵局下的兩岸情勢。基於筆者於1990～1999在高雄觀察構想，並以自發方式組織推動的市場轉型下行銷城市的實踐經驗，是以一直認定只要讓南台灣民眾認識感知兩岸合作的現實利益與大勢所趨，應該並不困難積極設定'立竿見影、多方共贏、釜底抽薪、一勞永逸'的兩岸和平發展共同目標。

伍、深化融合未雨綢繆

台灣比香港大，融合發展應及早開始，否則尾大不掉夜長夢多；大陸比日本大，上世紀日本野狼欺負中國綿羊，如何避免兩岸間大陸大狼壓扁台灣小羊。

以下即為初步擬定的兩岸城市試點合作政策內容與項目構想：

•    給予高雄較大力度的政策挹注扶持，可參照當時給予香港的CEPA，唯一要注意的是以適切民間產學團體取代綠軍政府對接運作。

•    以爭取三中一青民心感受作為各項工作的優先判準，以'內政化'方式看待高雄，將對台交流做進島內的民眾身上。

•    建構設立穩定自主的運作體制與專項基金，以持續推進自小而大、從淺而深、由難而易的各項具體工作。

•    為求配合促進在地小微企業與青年世代赴大陸就業發展，除需建構必要之前端奠基工作外，亦須型塑凸顯高雄在兩岸和平發展中先行先試的特殊地位。

•    及早啟動推進促成兩岸城市試點合作所需的各類型各層次人才培養，為求體制化與可持續，可與大陸知名高校與培訓機構等建立學位合作。

•    為求深化紮根、有效扭轉南台灣長期以來在知識觀念與民情意識的偏差滯後，可以現代市場發展、後現代協商治理、與中華傳統文化等作為培訓教育的主軸精神。

•    協助建構持續推進秉持平等尊重的兩岸合作具體事務協商平台，包括試點城市之間與島內引領導正工作。

•    由兩岸產學與民間智庫機構牽頭，建立開展兩岸城市試點合作的策略規劃與評估監測基礎與應用研究體系，作為政策建議與對外發佈的參考依據。

•    為求因應預應兩岸當前與未來數年的複雜變局，建議尤宜牢牢把握孫中山當時提出的迎頭趕上（而非追尾）與一步到位的理念與精神。並需得以釐清理順、兼顧聯結兩岸關係中所涉群體（一中兩岸、國際美日、台灣南北、高雄城市）與個體（大陸、台灣；北京、台北；厦門、上海、高雄；政府、民間；各界、個人）的結構系統，且適切納入載體條件（後現代、現代、傳統、原始）的跨域治理觀點與理論架構方法，作為基礎研究與政策研擬之依據，以妥善指引以上之城市地區、試點合作、政策規劃、基地建構、人才培訓、協商平台、策略研擬、評估監測、與對外發佈等工作。

•    有關跨域治理理論架構與研究方法的基礎依據，已大致以系列專書、期刊論文、與成果報告等形式彙整出版（公共事務研究方法、互動管理與公民治理、判斷決策與公共事務、環境治理與公共事務、公共事務管理概論(2019)、健康治理與公共事務(2019)），可供參考。

陸、民間產學自發組織的兩岸志願軍

20年來由南台灣就近觀察、經行家評論的綠軍佈局長期深根有如二戰時期納粹德國的黨衛軍，2008年選後成軍注重形象程序細節的馬政府相比之下則好似童子軍，如今兩岸官方中斷需以民間產學自發組織對接操作的新態勢下，當然就是必需號召兩岸的志願軍。

凡走過的，必留痕跡。30年來歷經民主轉型社會變遷下的高雄，以民間產學、公民自發方式，聚焦民生發展、圍繞各類公共領域課題事務，以下團體或待開展、或正引領、或已發揮、或尚穩健、或需聯結，一貫秉持傳承每遇內外變遷時，歷經考驗的志士仁人天下己任精神。

中華產學聯盟協會（2019）：號召聯結產業與學術，兼顧實際操作能量與理論建構能力，尋求兩岸佈局與國際接軌，具備研擬與執行較具規模項目實力。

孫文南院協會（2018）：追隨孫中山，天下為公即係公共事務，培育能夠引領在地、佈局兩岸、接軌國際的南南合作跨域治理人才。

南台灣產學聯盟協會（2013）：實踐學術理念於實務應用，促進南台灣經濟產業與社會民間的向外聯結與地區發展。

高雄平潭促進會（2010）：以民間自發方式配合平潭特區的開放開發、對接高雄與平潭的寬面合作。然因種種原因，迄今推進不易、前景不明。

中華公事學會（1998）：在首任趙耀東理事長、李國鼎名譽理事長、孫運璿名譽理事長的奠基開創下，歷經施明德理事長、黃俊英理事長的卓越領導，以台灣先行先試的民主轉型與社會治理在地經驗為基礎，為兩岸公共事務管理與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出謀劃策、自力推進。「公共事務評論」期刊自1999年起發行至今。

高雄都會發展基金會（1994）：在首任黃俊英董事長、谷家恆董事長、劉維琪董事長、與張調董事長的領導帶動下，成為全台首創民間自發的城市發展社會團體。自1990～1999前後舉辦300場以上的大小在地與跨境活動，引領趨勢、至今不絕。

高雄公事學會（1994）：原係回應公事所學分班結業學員聯繫聯誼而成立，繼則逐步轉型成為配合政府政策的在地執行與運作團隊。

中山大學公事所（1992）：在黃俊英院長1988年的定調支持下，成為台灣公共事務領域的先行先試者。即使曾於1998年達到最高點，卻自2000年起與全台高教科研單位一樣，未能避免來自環境條件的全面制約，而逐步隨之機構化形式化。

柒、共利者應是台灣民眾，實踐檢驗真理

兩岸交流應然的共利者該是島內理念一致者與受迫滯後者，以往2008年以來實然的受益者卻是權貴買辦者與機巧悻進者。如今面對2018年新形式下的兩岸關係，建議必須把握以下重點。

首先，是戰略上藐視台獨，然而戰術上重視綠軍。

其次，兩岸事務需分內外、對台同胞則不涉主權。

又次，顯需官民區隔對待、以城市地區試點合作。

復次，聚焦民生發展，圍繞經濟社會，實踐檢驗真理，摸著石頭過河。

在操作層面，檯面上建構充實多元論述（導正方向、訴之以理），檯面下努力爭取密接地氣（動之以情、誘之以利），檯面中務求化阻力為助力（威之以勢、誘之以利）。

簡言之，對於已長期疏於市場被誤導偏差的三中群眾與基層一線，在爭取時要謹記不教而殺謂之孽。而進行扭曲認知兩岸事務與大陸同胞的矯往過正時，由陌生而熟悉、自誤解而理解，其實需要耐心與包容的引領導正(mentoring)。例如，對於台灣同胞個人的權利義務在統一後與現況比較有何不同，眼前似乎已可合作研究、協調整合、報批定調、視況發布。

捌、以公共事務跨域治理共建模型，作為融合發展的GPS

兩岸深化融合史無前例，國際經驗只能參考、不宜照搬。建議可以公共事務跨域治理與區塊解析操作步驟，以多層次、多角色、多中心等理論架構與程序方法作為基礎工具，由兩岸共建模型，據以推進。

公共事務管理架構(PAM2）資料來源：汪明生，2013

經濟不發達、步調較緩慢的南台灣，卻也提供得以就近觀察檯面下真實面貌的機會，而寬鬆悠閒的氛圍環境更有利思考科研，醞釀孕育了諸多開創思維與原初觀點。例如，公共事務管理(Public Affair Management, PAM)即可概略涵括：現象行為（領導人、政府、民調..）、本質認知（公民、社會、民心）、與載體條件（傳統、現代，原始、後現代）等主要基本要件內容(汪明生，2010；汪明生，2011；汪明生，2016)。 

跨域治理應用研究架構 (汪明生等，2012)

至於公共事務的跨域治理(cross-domain governance, CDG)，則包括區塊解析操作步驟，多層次、多角色、多中心等結構系統的多角度分析(汪明生、黃煒能，2016；汪明生、潘昭榮、賴奕志，2017)。

這些理論架構與程序方法，就是在面對因應複雜社會的爭議沉疴時，如何得以系統工程的規格思維與地區實踐的需求挑戰方式，逐步經由課題案例、釐清界定、模式建構、操作應用、觀察記錄、分析解讀、溝通說服、引領導正，而尋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放諸四海與上下古今。

這些器術工具在歷經外部全球化、台灣民主化、與進入21世紀以來，對於多變複雜的國際、兩岸，與台灣自身的社會變遷斷裂，應該成為適切的參照指引，並需兩岸合作地不斷詮釋解讀。位處當下回顧前瞻之下，這些似已不只是藍圖路徑，更可期待成為得以融合調適中西經驗下的群體個體，努力聯結兼顧傳統、現代與後現代等發展階段與社會條件的導航利器。

玖、願景路徑與戰略意義

台灣可視為先行先試下的微型中國，無論成功與否，其實踐經驗都值得整個中國發展借鑑。眼前高標準的兩岸經社融合願景，或可參考禮記禮運大同篇。至於尋求翻轉南台灣與基層一線，促進兩岸深化融合等實為自傳統而直奔後現代的手段方向，則自儒而法、由法而墨、並參酌道，似是較具中國特色的理論路徑。總之要能清醒認知如此偉大復興最後一哩路的戰略意義，爭取精準對台、力求兩岸自信、中美釜底抽薪。

而若得以經由科學傳播、認知動員、導引菁英、與文化移轉的轉型再造，其實就是實實在在地補上孫中山已經指明的，軍政階段走向憲政階段間，應該必經、卻在台灣被忽略的訓政階段。這些經驗歷練，也當然正可挹注補強對外一帶一路中尋求貫穿打通歐亞乃至全球佈局之際，在提供諸多非前沿、多民族、多文化地區的硬體建設以外，欲融會貫通社會文化軟體條件之所需。

擺在眼前的情勢，是兩岸(台灣僅北台)皆以市場意識各自盤算成就自己，抑或守望相助、同舟共濟，謀求已然提出定調的經濟社會融合發展，與心靈契合的兩岸一家親，這已正在嚴肅認真地考驗著兩岸的中國人。以城市地區試點、民間產學對接的兩岸南南合作，即是當前困境僵局下的重大突破口。期許兩岸有志之士同心攜手，繼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後，努力添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第五項自信-兩岸自信。至於階段性的任務目標，則可以在兩岸合作精準對台之下，經由全盤佈局策略操作後推進兩岸南南合作的南台灣公民連署。倘若如此，看似複雜糾結的中美之爭，勢將迎來旋乾轉坤的釜底抽薪。